[2]实践中，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把握通常存在两种错误理解，一是将原告资格等同于起诉条件，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有关提起行政诉讼条件的规定，原告资格只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之一。
就其使用的个案素材而言，不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人民法院案例选》所刊载的典型行政案例，而且还囊括了全国各地法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行政裁判文书，甚至还引用了报纸及网络上的个案报道。行政法学者则通过著述论说，推动行政诉讼法理念的更新和知识的传播。
注释:[1] 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虽然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行政案例研究，但所选择的行政案例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中国行政审判实践中更多的丰富元素还有待深入开采。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的是，行政诉讼的很多制度创新都经历了一个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即先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再向全国推广。[18]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正如欧洲法社会学的巨擘埃利希在阐释法社会学原理的精髓时所言：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
作者指出：内部行政程序虽然不像外部程序直接涉及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它深刻影响乃至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益。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因此，Sweezy案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第一案。
[18]法院细致论证寓于学生群体多样性之中的重大教育利益：多样性入学政策有助于打破种族陈规、促进种族间相互理解。因此界定学术自由权的边界，尤其学术自由的具体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利边界，是潜伏在Grutter案中的深层次法律问题。在1957年的Sweezy v. New Hampshire案中[12]，联邦最高法院探讨了学术自由为何重要，以及它是否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价值。五、结语从美国的司法判例来看，学术自由权保护的是大学自主管理和学术、教学相关的核心学术事务，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
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因此，任何明示禁止大学在入学政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州法律都违宪。
相应地，所有对大学核心学术决策——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施以非专业政治控制的法律，皆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但遗憾的是，法院在分析第一修正案和学术自由这一衍生性基本权时，并未运用或建立起清晰的基本权规范语义规则，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和外延，仍一如既往持谨慎的保留态度。至19世纪70、80年代，研究型大学逐渐兴起，大学在智识导向上有了根本变化，即从宗教信仰背景下的价值追求范式，转向科学努力下的真理探求范式。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法学院的入学政策是否侵犯了宪法上的平等保护条款。
个中问题的一个根源，是各方对学术自由的不同维度及各个维度的内涵均缺乏清晰的理解。教师以培养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神职人员或法律、医师等为目标，很少有人去追求学术。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针对大学及其教师的联邦、州法律，若可能侵及学术自由的核心领域、阻碍教师追求真理，同样不得适用。在该案中，教师Keyishian拒绝在一份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誓词上签字，而未能得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续聘合同，因而诉之法院。
鉴于这些利益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真实的，[19]因此多样性学生群体有利于实现法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其核心任务，在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范围内。而在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下，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906年因教师尼尔林批评政府而拒绝续聘他时，后者是无法获得任何法律救济的。
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S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 v. District of Columbia, 318 F. 3d 203(D. C. Cir. 2002), Tenn. Div. of the United Daughtes of the Confederacy v. Vanderbilt, Univ., 174 S.W. 3d 98, 118—19(Tenn. Ct. App. 2005)管瑜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规定了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学术自由完全可以借道这一条款获得宪法地位。四、作为宪法性权利的学术自由权：Grutter判决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在2003年的Grutter案中得到了司法确认。Dewey, Academic Freedom, 23 EDUC. REV. 1(1902).[10] R. Hofstadter W. Smith e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11] Walter P. Metzger, The 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53 LAW CONTEMP. PROBS. 3(1990).[12] Sweezy v. New Hampshire, 354 U. S. 234(1957).[13] Sweezy, 354 U.S. at 266, 262[14] Id, at 263.[15] J. Peter Byrne, Academic Freedom: A "Special Concer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99 YALE L. J. 251(1989)[16] Id, at 603.[17] [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361页。[20]最高法院的判决主文非常清晰：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宪法保护，这种自由包含了在特定范围内使用种族区分政策的自由。该判决首次将学术自由提升为值得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用这一宪法尚无明文规定的价值，限制了政府行为，这显然是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的重大提升。这三类权利主体如何互利共处，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法院结合个案情况予以权衡判断。
宪法权利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压根是不存在的，尽管拥有宪法解释权限的最高法院在对学术自由表达过支持和赞许，但那些赞许性解释未曾独立地成为任何判决的依据，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些修辞性赞词。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
在Grutter判决之后，没有下级法院再怀疑学术自由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正当权利。[15]对于学术自由的主体是大学还是教师这样的基本问题，法院也只是概略地认为：免于政府不当干预，是大学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大学教师的权利。
[16]从推理方式上看，最高法院沿袭了Sweezy案的功利主义论证，即通过主张学术自由的社会效用，来论证其正当性。在判决意见书中，最高法院认为美国大学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学术在怀疑、不信任的氛围中无法繁荣发展。
教授协会围绕其界定的学术自由概念展开了不懈的努力，并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手段，例如将侵犯学术自由的大学从合格名单中除名。对学术自由的契约化管理和解读，使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中的特殊问题长期得不到法律界的正视。但教师仍拿着微薄的工资，并随时可能被解雇。对下级法院来说，Grutter判决实质确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原则：对大学有关学术事务的决定，掌握法律话语权的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
其次，结合美国的社会伦理背景，强调学术自由不仅存在于它所保护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中，而且还在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伦理作用。大学主张学术自由权的前提，是自己在依据一个真正的学术性目标行事，而不是推行某种意识形态。
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学术自由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被视为是一种大学内部政策，是大学管理者在其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1]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16、17页。
最高法院对密歇根大学法院的录取政策进行了严格的司法审查之后，得出在高等教育语境中，学生群体多样性是州的一项绝对利益，也是法学院的一项绝对利益。陈林林，博士、教授，浙江大学法理与判例研究所所长。
在本案中，为实现学生群体多样性这一绝对利益，法学院对种族区分入学政策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设定。走得更远的反对者则声称，学术自由只是一种职业权利(professional right)，而非法律权利。[7]南北战争后，改革者们开始建设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大学，并培养能适应、领导工业社会向前发展的人才。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但大学自治意义上的机构性学术自由权，不应挤压教师或学生的学术自由权。
进入专题： 学术自由 。[22]后Grutter时代美国下级法院的判例表明，宪法性学术自由权的保护范围，仅限于那些学术性的、意识形态中立的决定。
相应地，早期关于学术自由的争端，例如1894年的伊利案，都是通过舆论或者压力团体的介入才得到妥当解决的。研究与写作成了教授们智识和成就的表征，他们被期待去扩张知识的疆域，用科学的方法去改造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
但与英国不同，美国大学实行独特的公司管理体制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但大学自治意义上的机构性学术自由权，不应挤压教师或学生的学术自由权。